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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百年理工，根深叶茂。在学校百年征程中，一代代理工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用青春和汗水在祖国大地上书写壮丽篇章，绘就辉煌画卷。他们是理工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书写者，他们的经历独一无二，他们的回忆刻骨铭心，他们的故事感人肺腑。为此，特开设“百年理工 口述实录”专栏，通过邀请老一辈理工人讲述他们的经历，重温理工故事，共述理工情怀，构建理工记忆，传承理工精神。

 

人物介绍：

卢凌教授，生于1938年6月，湖北武汉人。著名的雷达专家和电子信息工程专家，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61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任教28年。1989年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先后在自动化系、计算机系和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任教。从教51年，完成科研项目40多项。她主要在雷达制导、雷达数据采集与建库技术、雷达图象采集与处理、目标识別、信息安全、电磁兼容等领域，从事多个国家级五年计划研究项目及基金项目，是我国某巡航导弹项目开创研究者之一，是国家某重点实验室特聘客座教授。先后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她的研究为我国填补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她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产业化、科技服务于民生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先后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授予“女能人”“哈尔滨市女职工优秀工作者”称号，获黑龙江省政府教育贡献荣誉证书；获国际发明展铜奖，获武汉市发明二等奖，并受到武汉市委宣传部嘉奖，被授予“武汉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先后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女职工、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获湖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奖；获交通部吴福--振华教育贡献奖，被授予“全国交通系统优秀科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7年入选《湖北省科技精英》。

卢凌教授近照

 

 

一、求学经历：笃学励志 勤学筑基

1951年，我考进华中大学附中，后来学校并入校址在武昌昙华林的文华中学（原属私立教会中学，当年与华中大学在同一校园里）。我们是文华中学由男校改为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学生。在文华中学，因成绩较好，我被推选为学生会副秘书长，也被军乐队录取，成为知名的文华军乐队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女队员。

1953年，我考入省立第三女中（原是教会学校希理达女中，现为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当时按苏联的教学方法，一上课，老师要求拿出小纸条做几个考题，同学们不仅要争取做对，还要争交头卷。高中阶段的物理老师在培养我的学术意识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推荐我看苏联《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杂志，还让我在全校作关于居里夫人的阅读报告。

1956年，我从第三女中毕业，保送加考试进入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雷达专业学习，学制5年。我是政治保送，学业要考试。学校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徐特立，当年院长是中将魏思文。学校参照苏联的教学方法，成绩按5分制，考试方式有口试或笔试，大多数课程没有教材只有苏联参考书，靠课堂上记笔记复习。学校管理和教学都比较严格，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当时政治运动比较多，课外学习时间比较少，我还担任年级宣传员，每星期要向学校广播台提供几次稿件，还被推荐参加田径队，训练耗时很多。同宿舍的女同学学习都很刻苦，晚上宿舍熄灯后，我们就去洗脸间“开夜车”。学校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各个专业与对口的工厂、研究所联系紧密，学校派老师常驻研究所，这样研究所的动向、课题和学校的毕业设计都是挂钩的。大多数同学的毕业设计是在工厂，我是留校做毕业设计，内容和电子工业部第十四所（中国最早的雷达研究所）的国家项目相关(从事新型的单脉冲雷达研究)，这为我后来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工作经历：笃行实干 科研立身

（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1年，我本科毕业，填报分配志愿时，我填的是“服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哈军工创建于1953年，陈赓大将任首任院长。作为新中国一所重要的高等军事工程学院，在我国海、陆、空科技领域创造了许多第一，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学校属于军事院校，教师和学员都穿军装。我先在助教队进行军事训练，然后参加教学，一年后转正，被授予中尉军衔。教师要求与学生“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在“五同”期间，我和学生一起报名参加运动会，在全校女子100米短跑中获得第2名，当时轰动了全场。我虽然体弱，但身体轻、反应快，在上大学时每年都被选送去参加北京大学生运动会，项目是“五项全能”，在跳高和短跑方面有优势。

任助教一年后授中尉军衔（1962年）

 

学校有很严的军风纪，教师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过硬，能理论结合实际，不是纸上谈兵，而且不排外，对地方大学来的教师也很重视。当时学校里有许多在校学生是从部队选拔来培养的军人，他们作风很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都很和谐。

哈军工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变动，第一次是1960年培养目标由培养常规武器装备研究人才改为培养尖端武器（“两弹一星”）研究人才，第二次是1970年因中苏关系恶化，海陆空三军各个专业分别搬迁。

1960年常规武器系离开哈尔滨，留下的海军、空军系中的电子工程部分合并组成新的电子工程系。我在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教研室，该专业学制6年，比其他专业多一年。开始我是助教，讲辅导课、设计实验课，编实验教材，带学生校外实习，指导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1963年因课程主讲教师身体不适，教研室叫我顶上，我得以较早开始上“大课”。学生们觉得我口才好，逻辑性强，喜欢听我讲课。

在哈军工，我承担过雷达接收设备课程所有教学环节，雷达与电子对抗两个专业的学生，还有留学生的这门课都由我们上。课时多、环节多、班级多、学生人数多，教学任务繁重。雷达接收设备是本专业一门重要课程，光讲课就占了两个学期共200多学时。我承担过从57级开始共9个年级的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因休病假，只负责编写复课所需的教材，由其他老师去上课。

我是学陆军雷达的，哈军工主要是空军和海军雷达（当时的陆军雷达在炮兵工程系，属常规武器系，1960年离开哈尔滨），因此对于海陆空三军的雷达知识，我都得到了积累。学校教学条件很好，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周总理批示，凡是从国外引进一部新的设备，首先送哈军工。

印象深刻的是，和教研室的老师及教过的学生的友情，多保持至今。教研室的老同志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军的，有上海交大和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学生当中有许多调干生或是部队的老兵，他们的年纪比我大，军衔比我级别高，每次课后答疑时，他们都围在桌边，还给我倒水，让我慢慢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教师的粮食定量有限，星期天我们在办公室备课，我的桌子上经常有学生送来的几个煎的高粱面饼。毕业后他们多数在各个军兵种的研究所任重要职务，当我去调研时，他们看见介绍信有我的名字，都亲自来相见。有一次出差在招待所碰见某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是我任课的课代表，他90度鞠躬，并说“一日为师，终身是师”。哈军工的学员身为军人，有非常强的尊师的理念，后来我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任教时的教研室主任，是我在哈军工教过的58级调干学员，比我年纪大，作为领导他从来都没有叫过我的名字，十几年来一直是叫“卢教员”。

在科研方面，哈军工时期我主要参加了20世纪60年代国家开发的导弹测速雷达系统的设计研究。该项目后来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哈军工培养的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军工项目抓总的优势，他们不仅学技术，还涉及战术知识。他们大都是建国以来军事项目研究的开创者、领军人物。

我很留恋在哈军工的工作与生活，朝气勃勃，全身心投入教学，因材施教，对学习成绩好的，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学习困难的，用更多的精力去辅导。

哈军工的教学经历坚定了我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愿望。

 

（二）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

1970年，为备战所需，哈军工开始搬迁，陆军去了长沙，建成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空军去了西安，合并到西北工业大学，海军系原计划搬至武汉，校址是原来通信兵学院的校区（该校曾停办）。因通信兵学院的家属没搬走，学校无法进入武汉，加之大多数北方人难以适应武汉的气候，便向上级打报告，申请留在哈尔滨。就这样，海军系留在哈军工原校址，改名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由一个系扩展为一个学院，以海军装备专业为主，新建了一些配套专业，如导弹工程系、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系，有“小哈军工”之称。我因为父母在武汉，选择随海军系去武汉，后来因故没去成，就留在了哈尔滨，到了导弹工程系(曾经改名航天工程系、飞行器工程系）。

哈军工的海军部分没有实现去武汉，武汉当时的市长吴官正审批了一个名单，商议从哈军工调一批人到武汉，以充实武汉政府及技术部门的干部，其中也有我和我爱人。由于我们两人都承担了重要的国家级项目，当时没能回武汉，这一待又是18年，直到1988年，科研任务完成后，武汉市委组织部派了一个处长到哈尔滨，以引进人才的名义把我们先后调回了武汉，所以我在哈尔滨共工作了28年。

我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导弹制导专业讲授专业课（雷达原理、雷达总体设计基础及总体设计），也曾教过计算机算法语言方面的课，并指导毕业设计。从恢复高考的77届到我离开哈尔滨，我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

在科研方面，全系承担了开创我国某个型号巡航导弹的研究任务，这是填补空白和开创性的研究。

我们教研室负责导弹制导（导引头，或称为制导头）的研究，我是项目负责人之一，承担了总体指标的确定和总体方案设计的任务，既负责总体，同时又负责接收组和微波组工作。根据实战需要并且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必须有许多创新的思想与措施。通过对世界各国相关产品的解析，我们形成了创新的思想和方案，其中一个关键部件由我设计并完成研制。要达到总体指标，它的调试很重要。样机加工地点设在南方，全体人员在山洞里的4层楼房里间断性地工作了4年,完成了样机的研究制造（在此期间，我怀着女儿，坚持到临产前离开，产后一个月又回到工厂）。

进行导引头调试（1982年）

 

样机生产出来后，转去某飞机厂进行海上试验样机的组装，我们独自组织并完成了各种例行试验（包括温度试验、冲击试验、疲劳试验、破坏性试验等），去东海舟山群岛及北海基地进行“海上陆架试验”。在舟山我们住在某个观通站所在的高山上，参加的人员中只有我一个女同志，被安排在观通站站长的办公室里住。那里蛇多，我住双人床上铺，床上铺满烟草来熏蛇虫。因天气或战情不能去公海试验时，我常要坐快艇去基地司令部协调工作，需承受海浪造成的晕船和呕吐。等候试验的时间里，就给雷达兵战士们上课并帮他们修设备。海岛上缺少蔬菜和淡水，生活比较艰苦，洗澡由战士送去山洞里用岩石中的水洗，沿路战士需用棍棒赶走晒鳞的蛇。在山洞里修设备的时候，曾经有一条蟒蛇掉下摔晕过去，战士们将其打死，煮熟后美餐了一顿。

在北海试验基地由于天气的原因，也常常不能做试验，我们还学会在军港海岸边上钓螃蟹，用螃蟹餐来庆祝“五一”节。在舰艇上调试设备，感受到《军港之夜》歌曲中“海浪轻轻地摇”的滋味。

对于扩展导引头设备的应用，主管上级很重视，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总参谋部主持了论证会议，会上由我作方案认证报告，论证方案得到肯定，并落实了加工的工厂。

国家首次研究这种类型的导弹，导引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不是仿制，是一个成功的开创性的全部自主的研究，在16年的研究中，经历了4个型号的探索，有多项技术上的突破，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个人被组织上评价为“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导引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奖状、奖章、个人获奖评价

通过这个项目的全程研究，从总体指标拟定到方案论证、样机研制、各项例行试验，最后到海上试验，我得到了全面的锻炼，这是多么难得的经历！

虽然全程研究一个项目对个人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在后来参加总装备部召开有关的战略规划会议时，我建议国家今后不要将一个型号任务全部下达给学校，学校、研究所、工厂应有明确的分工与衔接，三者各有优势，三者是一个接力的关系。学校适合理论创新，提供创新思维、拟定方案、做模拟样机、编制软件等“前期研究”，研究所和工厂承接后续工作，更有权威完善最后的例行试验。

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任教期间，我还同步开展了多项社会服务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我参与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工作，围绕微波炉技术开展研究，并在黑龙江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专题引进报告与现场操作演示。当时国内还没有微波炉产品，正逢国家推进军品转民用，而微波炉核心结构可视为简易的连续波雷达发射装置，我因此承担了黑龙江省这个军转民项目，相关产品由哈尔滨不锈钢制品厂生产。期间，我完成了一个微波暗室的设计工作，用以屏蔽试验干扰信号，这为我后续开展隐身与反隐身相关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并因此受邀参加上海航天局组织的测试组，对全国各地设计建成的微波暗室进行验收测试。担任航天部导弹制导专业委员会委员，并受聘于原第八机械工业部，担任《导弹科技词典》的编审工作。同时，任中国航空学会黑龙江省电子分会主任，之后又相继加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电子学会。此外，还被哈尔滨卫星天线厂聘为顾问，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并获得相关奖项。受黑龙江省科协委托，曾代表黑龙江省绥芬河外贸公司去苏联远东地区洽谈项目。这些工作为我后面从事的研究提供了技术积累。

在此期间，我在内部刊物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打字社还不普遍，大多靠抄写，是我爱人在家里帮我抄写绘图，他晚上往往工作到半夜。

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期间，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我们夫妻俩都长期出差在外，我爱人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我在广西工厂，于是将两个孩子都放在上海(当时只有上海可以不用带去粮票、油票)，其中，女儿一个月大就被放到了上海（我的母亲患甲亢无法再帮助）。两个孩子的牛奶费、伙食费、托管费，几乎要耗尽我们两个人的工资的大部分，因此生活安排上我要求自己每天的伙食费就是出差补贴费。忙碌过后，静下来时，对孩子的牵挂是揪心的，往往深夜难眠。回哈尔滨后两人常常交替出差，有时同时出差，便将孩子托付给同事。孩子们很懂事，能自律，兄妹之间很友爱。

 

（三）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1989年，我调到武汉，武汉市委组织部任命我担任有上千名员工的武汉市办公机械研究所所长，我爱人调到仪器仪表系统，是副局级干部。我向上级反映我更想教书,正好交通部要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办一个导航通信系，当时的院长朱国伟去市里要人，组织部就推荐我，就这样我来到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来，交通部将这个专业改设在广州，20多位老师去了广州，考虑到我才调回武汉，不想再变动，就留下了。

调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后，我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招收自控专业硕士研究生，上自控方面的硕士生课程。科研方向是研究办公自动化设备，参与机电一体化的相关学术活动。我与清华大学（后清华紫光公司）大概同时提出将传真机简化为扫描仪的设想，当时国内还没有扫描仪产品，只有传真机，体积大，因功能多而卖价高。我指导了几届学生研究扫描仪的软件，落实了一个台湾在深圳的传真机工厂帮助进行硬件设备生产，深圳一家办公设备公司送给我一个CCD图像传感器，我带回学校给学生研究设计驱动程序用。后来，清华紫光先研制出了扫描仪产品，北京市科委提供了大力的资助，我们就停止了研究，失去了想为学校建设产业的机会。我后来应邀参加编写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主编的关于机电一体化的专著(上下两部，大约三百万字)，书写的就是这方面内容。清华紫光的产品发布会还邀请作为竞争同行的我去参加。

当时我所在的自控系电子维修专业是大专专业，学生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单位不是很理想，学生返校看望我时反映了这方面的意见，我觉得应当致力于专业建设。后来在教研室领导的规划、安排下，结合科研项目，瞄准21世纪是图像的世纪的动向，教研室开出了几门新课（其中图像处理、图像传感器、模式识别、DSP技术—高速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由我指导过的三位在职博士、硕士老师及我分别首次讲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这个专业转为本科、建新的硕士点，再后来，又申请到了博士点。

同时，我在武汉完成了几个横向课题，一是改造了两条从国外引进的生产线。当时武汉市冠生园食品厂从瑞士和德国引进了豆奶（亚洲最大的豆奶生产线）、饼干生产线，却不能正常使用，我和自控系实验室的几个老师组成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武汉市第一次有自己生产的豆奶，每年产值几千万元。我们修复了从德国引进的饼干生产线,并研究设计了“不接触纠偏装置”，避免传送带的损坏与更换，每年节约大量美金外汇，并避免了火灾的发生，恢复了正常生产。市里很重视，对项目组进行嘉奖，评选为省、市先进，并接受长江日报采访。后来相关成果获国际发明展铜奖，获发明专利及武汉市发明二等奖。这项成果团队的作用功不可没，感谢几位老师（李志宏、沈克宇、周平、李剑等），他们扎实的功底、朴实的作风令人难忘。

德国引进的饼干生产线

设计的不接触纠编装置获国际发明展铜奖（1992年）；获武汉市发明二等奖（1993年）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设计公路自动收费系统及车型识别研究。我们先后论证了岱黄公路、东西湖公路以及湖北省咸宁市的公路收费系统，但没有竞争过私营公司。这一项研究，也不全是白费功夫，在论证的过程中，打开了在交通口申请项目的局面，武汉市东西湖公路局后来写信感谢我，在我主持的车型识别项目论证中为他们节省了70多万元的经费。

我们还参加并完成了汉阳沌口体育场门禁系统的设计研究，该系统已应用多年，并获得过很多奖项，至今体育场仍应用于许多比赛和大型活动。

通过承担民用的横向课题，完成了一些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国计民生的工作，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作为教授还应该致力于学科建设，坚守学科的前沿动向，不断开出新的课程，不能仅限于成熟技术的应用。同时，我的专长还是在军事科学方面。军方选用的技术强调的是成熟及高可靠性，这是成败的关键，但是其研究的项目，必须是世界的前沿，具有探索性、开创性、前瞻性，否则要被动挨打。而且从事国家级的课题研究更有助于提升专业水平，于是我开始考虑重新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申请项目。

在武汉，我一共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下达的“九五”“十五”“十一五”3个国家级五年规划的科研项目。因为我在哈尔滨时的研究项目也是由总装备部下达，工作受到认可，所以我重新去申请项目得到了接受。考虑到我校为非对口的学校，申请项目渠道不畅，总装备部同意将项目指南直接下达给我校（当时在湖北省只有华中科技大学和我们学校享受这个“定点下达”的待遇），根据下发的指南，由我来申报。

来武汉后我虽然改变了研究方向，但仍然关注着我的专业，与我研究方向相关的各大学的学报、国内外相关领域期刊及内部刊物，我都会定期看一遍，了解本专业在国内外的学术动态，在这个基础上，我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出的项目研究方向与内容，往往能得到院士和专家们的肯定。由于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与创新性，能紧跟和瞄准并赶超国际前沿，申请项目常能获批准。

国家级“九五”规划项目是关于雷达杂波数据库的研究，目的是用于检验预警机低飞突防时抗杂波（自然的、人为的）性能。重点是研究数据采集、建库技术、仿真模拟技术、随机信号处理的理论与方法。这个项目的进行，得益于我在海陆空三方面雷达的知识积累，也得益于有关研究单位的帮助。因为建雷达杂波数据库需要有各种类型雷达采集的原始数据建库及经处理提取特征来建特征数据库。除了我自己采集以外，他们为我提供了多种雷达体制所采集的杂波数据，并批准进入多个机场、试验基地用正在服役的多种雷达采集数据。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他们最早提供了他们保留的多部雷达数据，让课题组很快地开展了工作。还要感谢中科院空间技术中心，他们借给我一部小型雷达，让我们能在武汉进行数据采集。

本项研究为多种体制、多个波段、多种用途的雷达提供了有多项创新特色的雷达杂波数据库和杂波特征数据库，该数据库基于网络环境，具有多媒体功能，可实时采集，实时处理，实时提取，实时入库；实现了采集、仿真、模拟一体化；提供了多种针对非平稳、非线性随机信号的分析方法(基于神经网络、基于混沌理论)及三种仿真模拟方法（包含难度较大的基于球不变随机过程的仿真模拟）；制作了双通道高速数据采集器，仿真模拟器的硬件、软件系统，并获得专利。

     

用从中科院借来的雷达在武汉市进行地杂波数据采集

“九·五”规划预研项目鉴定会

 

“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是根据国内外前沿动向，应用国内最新装备，瞄准世界水平，在交叉学科的结合应用研究中创新。

二十多年前，本领域里的前沿动态可描述为：第一是研究图像的时代，我国成像雷达SAR（合成孔径雷达）的研制成功是一个体现，它优于光学相机的是可全天候、全天时采图，其斜视，便于侦察。但是其图像不直观、无彩色，非专业人员不易判读，若和光学、红外图像结合，则具有互补性；第二是瞄准无人机在军事侦察中运用的时机，有利于安全地实现侦察打击一体化；第三，遥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可将遥感领域的3S集成技术（GIS、GPS、RS）应用于多源(雷达、光学、红外)图像的矫正、配准、融合和识别中。

原计划并没有在飞机上进行试验的要求，虽然经费紧张，我还是决定进行飞机上的采集，用以验证采集方案及识别率。我们聘请研究所和工厂的同志带设备和我们团队一起进行。为了安全，给工厂的几位师傅及学校的学生都买了保险（飞行时学生是不让上飞机的，但也买了保险），当时买保险的做法不普遍，一两个月的保险，费用比较高，师傅们很感谢！后来在该场地发生的因气候造成的事件证明买保险很有必要。

在飞机上用SAR和相机同步采集图像（2005年）

 

也就是在这一次试验中，我爱人在家里发生脑溢血，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他曾是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交通科技大学的兼职教授，感谢学校领导和信息学院的领导、教研室的全体同事、学生们参加了追悼会。感谢团队的高岚博士，肖家庆、李俊两位硕士在我处理丧事期间，坚持完成了飞机上的试验。

我到武汉以后开展科研工作的方向是信息领域里的一维数据、二维图像的采集、信息提取、识别和可靠性研究。我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可靠性，应该把信息的可靠性提升到生命力和生存力的高度。我认为要着重研究信息的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干扰与反干扰、窃取与反窃取、隐身与反隐身，以及信息的精准判读、识别。我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就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这些项目在验收和鉴定时，被评为优秀，评价比较高。

在和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中国船舶总公司等合作的项目中，提供了非线性理论及其在雷达中应用的研究，提供了在卫星上探索隐身目标的反隐身研究成果，提供了将由国外引进的地面雷达由“听”获取的信息改为可视化的成果（该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集体奖、个人奖,并获准批量生产），提供了舰船信息传输可靠性的研究成果（获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集体奖、个人奖），提供了舰船电磁干扰抗干扰综合显示指挥决策系统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现代舰船隐身以及计算机电磁兼容、电磁泄漏测试方法的研究，这些研究均被评价为国内领先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三个国家级的五年计划项目完成验收并获得评优后，同志们鼓励我去报奖，我没有去申报，主要是没有精力，当时更重要的是完成承担的科研任务。

在经费申请方面，我一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评审会议上，有院士曾说：卢老师申请的项目经费不是很多，但往往超额完成任务，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方案设想。能得到这样的理解，我很欣慰！

主管部门对我们很体谅、很支持，在增加的飞行试验项目中，不仅免去飞机的租用费，免去每飞一次40万元的油费，还免去了团队在试验期间的餐饮费。

我们与合作单位相处很好，互助互敬。他们帮助我们，我们也以各种方式回敬与尊重。例如，共同申请的项目，主动建议挂靠到对方；与某野战军的合作采取互相尊重、谦虚谨慎的做法，这个项目是他们申请的，改造的是他们从国外引进的装备，在获准批量生产后我就退出了。我只是被邀请的技术负责人，要尊重别人的权益，不能居功，去多得多要。科技工作者往往是：尽力了，任务完成了，收获的是劳动后的欢欣与喜悦。

   

课题组成员聂明新博士（右）带队从事电磁泄漏测试方法研究（2006年）

 

在处理获批博士点后的奖金费用上，我也是本着尊重合作者的劳动的精神进行分配的。当时学院的院长对我说，这笔奖励费是以你为主，你就多拿，我说不必这样，不管是不是这个博士点的博导，凡是在申请认证过程中，参加过一次讨论会，为申报材料提供过一篇论文，或者有其他贡献的都享受奖励。

我65岁时达到博导的退休年龄，但因为有在研的项目，又工作了十年才停止工作。

 

三、感念所遇 怀恩致远

我一生大都在教育战线上度过，从教51年，我热爱、忠诚于教育事业。我的大部分科研精力都在从事国防科技创新研究，我愿意尽心尽力。

科研工作中经历了一些辛苦，从业余时间自装电视机到设计雷达，在坦克上、飞机上、海上做试验，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进取。

采集数据、做试验经常要去偏远的地方，环境较艰苦，很寂寞。在工厂，我在山洞里间断工作了4年，一下雨，出洞下山时满地都是死的蜈蚣，在山洞里的办公桌抽屉里不能放食品，有蜈蚣会爬；在舟山基地经常要承受晕船呕吐；在东海观通站40多天，常处在蛇和变色龙的恐惧中；做总参项目，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在野外，冰天雪地，冻得手不能写字；在空中采集数据，风险比较大；长期从事电磁辐射的试验会严重损伤白血球（我的白血球从5000多降到长期2700）。尽管如此，需要做的事情我一定去做，我带学生去过许多大型机场和基地采集数据，在学校和学生们经常一起加班到半夜2点。有目标，有追求，就能坚持。

我能安心做科研，应当感谢母校、社会、我的学生、各级领导与同事，感谢我的家人。

第一，感谢母校北京工业学院给予我扎实的专业知识，让我在之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受益匪浅。我初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时，讲自控方面的硕士课，做控制方面的课题，参与电子信息和机电一体化两方面的学术活动，承担武汉市改造国外引进的豆奶、饼干生产线，这不全是我的专长，我的基础和底气来自于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学到的扎实的理论知识，我不仅学雷达原理，还学过雷达自动控制理论。掌握基础理论很重要。

第二，感谢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基本保障，让我能够安心致力于科研工作。科研工作者最需要长期稳定的环境，我比较幸运，受到的干扰不是很多，那个年代，住房、生活有基本保障，我对于生活的要求标准较低，也很少和别人攀比，能够用更多精力做本职工作，致力于参加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

我曾受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湖北省招投标专家、国家某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上海交大兼职教授、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市科委客座教授以及多个社会、工厂兼职，参加多个学术团体并承担相关职责（包括国际IEEE学会），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IEEE年会并担任论文评审。

从事写作，有专著一部、合著四部，四部合著分别是与中国科学院、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及701所、第八机械工业部合作，分别担任责任编委、编委、副主编、编审并承担具体编写工作，其中前两部合著分别获国家出版图书二等奖、江苏省一等奖。发表的论文获奖20多次。

曾两次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专家团去欧洲与美国等地的十几个知名大学访问，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保持多年的学术交往。参加中国航空工业公司代表团访问美国英特尔公司和波音公司总部及波音公司所属霍尼威尔公司、洛克威尔公司并参观了生产车间。

这些经历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知识，这是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

  

拜访专著《现代仪器仪表技术与设计》主编两弹一星专家王大珩双院士和夫人（1997年）

  

武汉理工大学为参编单位，卢凌任第12篇责任编委

  

在广州参加国际遥感学术会议（1994年）       在德国的大学实验室参观（1999年）

 

 

第三，感谢我的学生们。我与他们一路相伴前行，朝夕相处。他们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感染着我，让我有前行的动力。良好的师生关系，给了我很多温暖，一直到现在，有许多国内外的学生和我保持联系。

在多个学校的教学中，我先后承担过博士生课、硕士生课、本科生课共十几门，编教材4部，申请并主持建设博士点（交通信息与控制博士点），指导博士生6名、硕士生70多名，还代替其他老师指导硕士生，并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指导博士生。

内心的感谢体现在相互的尊重和帮助，有严格有关爱。上课时，我注重因材施教，每门课的第一节课，我重视讲前言，将课程的内容、特点、重点、涉及的理论、应用方向、参考书等方面都交代清楚，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自行拓展，自主学习，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愿意加强辅导。我重视实践环节，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参加实践活动，硕士生的学位论文与本科生的毕业设计都是与实践相结合的。鼓励学生勇于创新，要着重提高自己的基本功和想象力、判断力。对于学生写论文，要求遵守学术规范，绝不许抄袭，告诉他们，一个人一生可能会没有很大的成就，但绝对不能有污点。我勉励学生们做课题要乐在其中，只有乐在其中，才能持之以恒；深入其中，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回忆过去，有做得不够好的，例如，在东湖植物园采集数据时，有协作单位的博士生在吊车上进行高空作业，很冷，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忙于完成任务，体谅不够，后来有同志提醒我，我深感不安！

师生之间是互帮互敬的关系。老师有先得到专业知识的优势，有成长奋斗的经历，从而被称为“先生”，但是，应当看到学生年轻，更能接受新事物，他们是能够用自己的专长帮助老师共同完成科研任务的，作为项目负责人应当向自己的学生致谢！

和同事、学生的合影（1998年）

项目鉴定委员会主任卢锡城院士（左五）和课题组相聚（2001年）

第四，感谢我执教过的学校。感谢在哈尔滨28年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感谢调回武汉后，学校各级领导及办公室的各位同志的支持，当时破例给我提供了专用实验室和研究生宿舍的住处（在长江二桥没修好前，我往返学校每天要转七八趟车），缓解了压力，感受到了温暖；感谢和我合作过的各位实验室及教研室的老师们；感谢学校科研处和科发院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支持与帮助；感谢校领导亲自接见来访的专家并主持验收会与鉴定会；感谢当年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杨春金老师，他默默地付出了许多；感谢计算机系李腊元教授的参加与支持；感谢国家有关研究单位提供了做试验的条件；感谢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支持与委托。

第五，感谢我的父母传授给我做人的理念，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与支持。

我的父亲卢立群，又名卢骥，是庚子赔款赴日留学生，是土木工程建筑专家，是清末黄鹤楼倒塌后的第一位黄鹤楼公园主任，他当年在蛇山上修建了首义公园，兴建了黄兴铜像，为重建黄鹤楼而奔走，并设计了黄鹤楼模型。抗战前湖北省老河口、长江三峡多个水文工程，都是他承担的，是进步的无党派人士，是董必武的学生，曾以留学生的身份带领农民讲习所的学员参加大别山暴动，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解放前夕他办实业以支持共产党，解放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邀请他参加接管武汉市的工作，后来他谢辞担任国务院司级干部的任命，主动要求回到技术岗位从事荆江分洪工程。为了纪念他，武汉市政府将他在蛇山上首义公园内抱冰堂之上的旧居对外开放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他以身作则，传授给了我做人的理念，那就是：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唯利是图、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不阿谀奉承、不沽名钓誉、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不欺弱怕强）。

我的母亲祖籍浙江萧山，出生于书香门第，学美术，从事中小学教育。是清朝宰相朱珪的后人，她的祖父、父亲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她精通古诗词，性格外柔内刚，在清贫中养育了六个子女。她对我有过一个评价：“忙忙碌碌苦中求，何时云开见日头？”前半句符合我的情况，但我乐在其中，遗憾的是没有照顾父母的老年生活，这是至今留在我心中的愧疚。后半句，可告慰父母的是：我65岁退休，75岁停止工作,目前儿女事业有成，孙辈学习优秀，年过85岁的老人尚能在国内外游走，很知足了！

 

口述：卢凌

采访与整理：杨雪婷  徐晔松

审稿：宋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