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杨明忠，男，1943年8月出生，湖北武汉人，著名机械工程专家。196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1973年由电力部邯峰安电业局调入湖北农业机械学院（武汉工学院），先后任机械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机电工程学院院长。他长期从事机械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学校机械工程学科的带头人。

　　1990年，武汉工学院获批第一个博士点——机械设计及理论，时年47岁的机械工程系教授杨明忠被国务院批准为该专业的博士生导师。2023年2月，档案馆工作人员采访了杨明忠教授，他回忆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教学科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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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忠教授

“又红又专”  华中工学院的优秀学生

　　我是武汉四中毕业的。四中以前是很有名的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899年英国人创办汉口博学书院，1952年始称武汉市第四中学），袁隆平就是我的校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工学院。入校后我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班长，还担任分党委的委员。我是华中工学院当年树立的教育部的“又红又专”的全校优秀学生。

　　我在学校的主要科目，包括机械方面的专业科目，特别是数学、英语，全校统考我都是第一名。一些很难的科目，比如力学，我也是第一名。后来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全校统考，我还是第一名。我的很多试卷都在全校展览过。

　　我从小跳舞跳得很好，学校文工团排节目，像跳《十送红军》这种舞，我都是领舞，表演也是领唱，当时在华工都是获一等奖的。我还会画画，特别是油画跟水彩。华工的大画，包括当年的《毛主席去安源》的画，都是我画的。

　　我在华工担任那么多职务，成绩还是很好。我父亲曾3次获评武汉市劳动模范，我还是党员，这在那个年代很少。当时学校评的我，报到教育部，我就被评为华中工学院的“又红又专”的学生。学校报纸进行整版报道。

　　下放基层  积累实际工作经验

　　我是华工61级，学校是5年制，1966年毕业。当时6月份毕业等分配，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保送研究生，但因为这个原因，研究生就读不了了。当时很多人都分到工厂、农村、边疆，我被分到水利电力部直属的河北省邯峰安电业局，做了一两年。实际上不应该是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做这个工作，但当时很多老调度员都被打倒了，所以就从青年学生中挑了一个。因为我成绩好，表现好，作为华工的优秀学生，他们就把我挑去了。

　　后来政策又收紧了，青年学生不应该留在机关，一定要下放到基层，所以我又被他们分配到马头发电厂当技术员。我还蛮幸运，没下放到农村劳动，没挖过防空洞，也没有参加那些游行示威，就一直搞机械设计。因为这个新厂任务特别重，我专业水平好，厂里面很重视我，所以在“文革”期间我就参加了很多电力部的重大项目。当时直接到每个厂来抽一些最优秀的人参加会战，主要是北大、清华、交大、哈工大、华工这些优秀学校的优秀学生。我去过北京、上海参加全国大型会战，我主要是负责机械设计和国外资料的翻译。因为我英语好，他们特别重视我。跟我一起工作的清华毕业的人，他们都是学俄语的，看不懂英语，所以英语资料都交给我。当时我把从各个渠道获得的英美发动机的参考资料翻译成中文，提供给领导去做决策。

　　任教武工  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

　　1973年我被调到湖北农业机械学院。调我来的时候特别不容易，水利电力部不放。9月1日开学，我进学校，就正好碰上欢迎他们那批工农兵学员。进校以后，安排我教机械设计。当时学校正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一切都在改革中。那时候学校评教学最优秀的教师，我被评上了。这是学生评的。当时就在图书馆广场前面，把各个系组织起来，最后得分最高的是我。我一个新来的，教了一年的新教师，被评为全校教学最好的老师。

　　我为什么成为学生最欢迎的青年教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老教师“文革”期间被下放，多年没教书，被打被斗，他们胆战心惊。第二个，学校成立了一个最好的班，是尖子班。学校说小杨这个小孩是华工头牌（我当时刚好30岁，但看着就像刚毕业，有学生年纪比较大，我相当于跟那些学生差不多大），专业成绩好，英语也好，就让他去教。当时大家都不敢去教，就让我去教。

　　之前我一直是现场设计的，我对实际设计特别熟悉，对书本不熟悉，我没教过书。当时不按书本教，书本的东西都推翻了，就是要按实际的，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当时特别刁难，因为很多学生是从工厂调来的优秀工人，他们有很多实践经验，所以他们问那些老教师，老教师都回答不了他们实际的问题。讲实际是我擅长的。

　　我还有个特点，我画画特别好，从小两次获得湖北省一等奖。我上课没有带过东西，不带任何仪器。第一堂课我往那个台上一站，讲机械设计。有个调皮的学生站起来，“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讲这一堂课还是讲这一上午的课？”因为一门课是讲4节课，讲一节课是代课。当时我看起来比他们还小，我回答得也很精彩。我说，“请你坐下来，现在已经开始上课了，第一节课休息的时候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他就坐下来，我就拿个粉笔画。我画了最难的蜗轮蜗杆汽车的立体图，我说“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开始，这个蜗轮蜗杆怎么设计”，底下鸦雀无声。我讲了一节课后，我说同学们他的问题我回不回答，同学们说不用回答了。从此以后我教课两个特点，不拿任何仪器，因为你说汽车我画汽车、你说飞机我画飞机，我画什么都行。你问哪个机床最复杂，那机床的结构，我马上就回答哪个地方是关键。我不用带任何东西，我都记得，我从来不看备课本。就这样一年后评校园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就评上了。

　　之后黄文治教授就向学校提了个要求，要我当他的科研助手。机械系的态度是坚决不放，“杨明忠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刚一炮打红，我们不放，而且杨明忠最好的是上课不是科研”。学生也抵制，机械系的学生不答应我调走，不同意换其他老师顶我的课。当时学校就做工作，最后我就变成了黄文治教授的科研助手。我很感谢黄文治教授，他翻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页。

　　三次破格  难忘知遇之恩

　　黄文治教授怎么挑上我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老人，他不带任何政治偏见，是个一心做学问的学者。但是当时他还是右派，还没有摘帽。人事处交代我，“小杨我们很信任你，才让你跟个大右派当助手。你技术上完全听黄老的，但是政治上要提高警惕”。

　　当时我们一老一小，两人一个风格，动作快说话快。他要主意，我想点子特别快，他要方案，我就马上出方案。他还带着我到处出差，去北京、上海调研，带我承担科研项目。这就给我后面铺平了路，我相当于是黄老一手培养起来的。我当他助手的时候，他还是右派，我很尊重他。这为我后来拿博士点、拿我作为他的学科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础。

　　黄文治教授是中国摩擦学的开创者。在这之前中国没有摩擦学，国际上只有英国跟美国两个国家有摩擦学，当时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这个学科属于什么，应该怎么弄都不知道。黄老专门阅读这些科技资料，他知道国外有个新的学科叫摩擦学，这个摩擦学既不属于机械，也不属于电力，又不是化工，但是它很重要。这个专业叫什么名称都不知道，就叫Tribology。这个“摩擦学”是我翻译的，现在这个学科的中文名词，很多都是我定的。黄老是最早在中国创办、推广摩擦学的专家。后来摩擦学越来越受重视了，把摩擦学专门定为一个学科，最后改革变成机械工程。当时国内摩擦学，除了清华就属我们最好。

　　还有一点要特别感谢黄文治教授。我跟他搞了几年科研以后，1978年他当时已经平反了，是代理校长，学校突然挑选我出国。回国以后，他出席重大会议，去机械部都带着我，把我举荐给全国机械方面的学术界，学术界对我一直都很好。我在机械部承担了很多项目，这没有他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当时武汉工学院有三件事做得是破天荒的。我是从工厂调来的，没有职称，教学一年多就调去搞科研，然后就出国了。当时的领导们特别是陈立国书记，他们提了个建议，破格把我作为武汉工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最高评委。我当时刚从国外回来，连讲师都不是，就成为最高评委。这是第一个破格。当时我申请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职称，学校立刻开会，把我叫进去，全票通过，杨明忠按正教授投票。然后就报到省教育厅去，我就在省教育厅一次评为教授，是破格评为教授。这是第二个破格。第三个破格是武汉工学院申报第一个博士点，博士生导师报的我。

　　那时候我是四五十岁，全国报的都是六十岁甚至七十岁的人，报一个四五十岁的人，这是没有的，唯一的就是武汉工学院报的我。我们是湖北省第一名，又跟其他省的拼，又拼成了候选人第一名，最后到国务院去会审。黄文治教授、姜奎华院长坐在外面等我。会审最后问了一个很刁难的问题，“你们来报这个点，你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没准备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武汉工学院这个点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队伍特别年轻，学术带头人特别年轻，而且他有在国内国外从事本学科的经验，还有教学经验、科研经验，他获得了国际承认的科研成果。马上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你们申报的这个点最差的、最薄弱的是哪个？”我说最薄弱的是我们这个点太年轻了，学术带头人太年轻了，太缺乏经验了，知识也不够。最后我们拿下了这个博士点，上面通知武汉工学院获得机械专业博士点，博士导师杨明忠马上招生。招的第一个学生叫樊建春，后来担任中国石油学院机电学院的院长，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第二个招的学生是梁华，后来担任华为董事长。

博士生樊建春与校领导、指导教师等合影。前排右二为杨明忠，前排右四为黄文治

　　后来我担任机电学院院长，学校的摩擦学科研是我负责，机械部的一些重大项目也是要我去，我还是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全国工业设计学会的副理事长。我主编课程教材《机械设计》。当时评比全国劳动模范，学校报的我，我就被列为机械部的全国劳动模范。

　　我一直很感谢学校的领导，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出国留学  挑战美国标准

　　我的英语，特别是口语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从小就学英语，基础好。第二是因为我爱人，她是华师的英语老师（陈宏薇，华中师范大学著名英语教授）。我跟她结婚以后，她教英语，哪怕是在“文革”期间最左的时候，她每天都要听BBC英语广播，家里放的那个声音一直是英语，我相当于每天都听。我们两人可以用英语交流，这对我帮助很大。

　　1978年，学校突然通知我参加全国的出国考试。我简直懵了，我做梦都没想过能够出国。先是专业考试，我成绩很好；然后考英语，考英语就淘汰了90%；再后面就考口语，口语淘汰了7%，最后只剩下3%。最终我以优秀成绩一次通过了出国考试。我就去北京参加教育部的出国培训。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考取了欧洲共同体（今欧盟）的奖学金。我是国内考取这个奖学金的第一届。所以当时我既是中国派的留学生又是欧共体挑选的中国留学生，而且我还是机械部选拔出来的（武汉工学院属机械部），我有三种身份。我获得了欧共体全额奖学金，当时欧共体一个国家派一个，我被派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我在国外去过三个地方学习，米兰工业大学、意大利国家发动机研究所、欧共体ISPRA研究中心，这三个是意大利汽车、飞机的发动机研究机构，是世界领先的。我回国后获得了两项奖励，是优秀的出国留学人员，受到文化部、教育部的表彰。当时我的奖学金是欧共体按国际欧美的水平给的，那个钱70%都花不完。我把奖学金节省下来，给学校买了仪器设备，剩下的捐给教育部，给后来出国留学的人。相当于我出国留学没有花国家的钱。

　欧洲留学留影　

　　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我发现了一个实验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挑战了美国制定的国际标准。当时导师给我一个任务，我做不出来，我就写了个报告，我说是美国标准它错了。我在意大利的导师特别好，是意大利摩擦学的主席，他支持我把这个稿子发出来，就把我推荐给英国威尔杂志的主编。当时我是在意大利最好的实验室做的，所以美国人不敢否认这个事。1980年，这个杂志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的，底下署名“武汉工学院杨明忠，中国”。这篇文章轰动了教育部和中国学术界。我是无意中做了这些，但大家认为我很了不起，挑战了美国的标准。

　　我很感谢黄文治教授，如果不是他培养，带着我一直做科研，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采访与整理：徐晔松  杨雪婷  樊晓

                                                                                                                                      审核：黎江东